【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】
在之前采访周其仁教授时，他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：中国改革开放40年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在于探索出了一条路——从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全盘国有经济中竟然衍生出市场经济来！
换言之，如果以后还有其他国家再犯计划经济的错误，那也不用害怕，中国的经验可以启示他们如何走出全盘国有经济的沼泽，走向市场经济。
毫无疑问，企业的发展、尤其是民营企业的发展，是中国逐渐脱去计划经济色彩、成长为一个生机蓬勃的市场经济的关键。但问题是，在铁板一块的国有经济中，民企是如何一步步萌芽、崛起，又如何一步步登上全球竞争的舞台？未来的挑战又何在？
我能想到的这个问题的最佳回答者，无疑非周其仁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同事——陈春花教授莫属。
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一批从事企业管理研究的本土学者，陈春花教授不仅伴随、见证了中国企业的成长，并以其几个成功的企业管理实践案例，成为一众商学院教授中的传奇。
在她看来，这40年间，中国企业从完全不懂，到跟随，到有机会对话，再到现在站在同一起跑线，甚至还有领先，实在是不敢想象，“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不管我们怎么去设想，绝对想不到中国今天这个样子——放开所有的想象去想，我还是想象不了它变成今天这样子”。
但这个过程实际上非常“壮烈”，“这样的成长方式和这种拼搏，也的确是极为特殊的一段历史进程”。
访谈
中国企业撬动世界的4个杠杆
经济观察报：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，40年前，中国还是国有经济一统天下，之后随着改革，出现了个体户、出现了集体企业、合资企业、民营企业……毫无疑问，中国今天的局面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的成长，能否从企业成长的角度，来对这40年做些总结性的回顾和反思？
陈春花：中国改革开放，有多种原因使其得以成功，但确实形成了很独特的企业家群体，我称之为“中国新人群”。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没有的。为什么我说1984年是原点？因为1984年以前其实都还是个体户，到1984年之后，开始出现股份制、开始出现公司、《公司法》——才产生“现代企业制度”。今天中国很多优秀的企业——大部分起点都是1984年。所以我的《领先之道》当时写的几个企业——tcl、华为、联想，也都是在1984年出来的。甚至国航的改变，也是从1984年开始的。
在这40年当中，这些中国企业能够成长，或者说中国有这样一段进程，确实跟企业家群体的出现有很大关系，也跟中国企业的成长有很大关系。我看中国企业，基本上会分成这几个阶段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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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阶段，1984年—1992年，“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”的社会结构下，非常多的企业有能力去提供商品。以前计划经济，你有再大的力量，也得按照计划来，提供不了商品。但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——“双轨制”的时候，有些商品就可以进入市场，从计划体制脱离出来，因此诞生了一大批本土企业。
第二阶段，1992年—1998年，真正的“市场化”来了。中国确立了市场“市场经济”、诞生真正意义上“市场化企业”，是在1992年，就是“南方讲话”之后。在这个阶段，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涌现出来，尤其是在珠江三角洲，最主要的是怎么用低成本把产品做出来——就是说，有能力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多的产品。典型的就是整个家电行业，脱颖而出了。这也是珠江三角洲快速发达的最主要原因。
第三阶段，是1998年之后到2000年之前，产业经济上来了。这段时间，各地出现了很多产业集群。长三角、珠三角，然后胶东半岛，产业集群陆续出来，产生出产业带和上下游的供应关系。特别是制造业跟零售的分离，也就是有大量渠道端的企业出现，比如国美、苏宁。因为零售业的发达，商业系统——各地的百货、“一批”、“二批”、“一轻”、“二轻”——开始进入市场化。以前是制造业系统进入市场化，但是到产业经济的时候，商业系统开始市场化。这时，最大的改变是从专业市场（如服装市场，家电市场，建材市场）开始，商业市场化、被激活，实际上是由产业经济、产业集群而激起来的。从制造业到商业这两端就此全部被打破，诞生出非常多的优秀企业。然后，中国开始进入一个很重要的阶段：国际化。
第四阶段，2000年—2004年，开始进入国际化，融入国际经济。中国改革开放之初、1984企业元年之后那一段时间，其实都是“三来一补”模式，就是提供商品。你能生产商品就行，然后成本比别人低。但到了2000年至2004年这个阶段，就不是这个概念，真正开始全球化。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去，标志性事件是联想收购ibm的pc业务。还有国企的很多并购、海尔冰箱开始在全球有非常多的布局，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开端就开始了。
第五阶段，2004年至2008年。中国企业的国际化在2008年被金融危机调整了一次，但这个调整对中国企业，是机会。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，全球开始转换增长模式。从全球经济来看，增长模式有两次转换：一次是（上世纪）七八十年代的计算机革命，以生态能耗为主；但2008年的这次增长模式转换其实是产业协同——消费、金融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变了。中国也是从2008年开始，整个金融市场和资本的力量格局就变了。从此，中国企业某种意义上开始有自信。在这之前，中国都是学别人，没什么自信，但是2008年开始有变化了。真正开始有自信是源于互联网技术的出现，移动互联网技术出现就使得我们更加自信。而且，中国概念和中国市场变成增长最好的市场。所以2008年是个分水岭，中国企业对世界格局的认知开始调整。
第六阶段：2008年至今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普及，全球经济格局调整，中国企业开始跟世界同行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。
中国企业40年来有很重要的几个特点——我在《中国企业的下一个机会》里有总结，中国企业能够撬动世界，是因为有4个杠杆：
一是成本，中国企业真的是用低成本来撬动世界的。
二是学习，大面积、全方位的企业学习。
三是中国特色，也叫创新。中国企业确实走出了这条路：企业创新、管理创新。比如，长三角和珠三角很多企业都是从乡镇企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这就是中国特色。典型如广东顺德，最强大的企业——美的、碧桂园，都是乡镇企业。而乡镇企业其实就是中国的一种管理特色：乡镇的领导要特别懂经济，又懂得政治意识，还知道国家政治特点，帮助企业成长起来。
四是速度。中国速度真是太快了，到现在为止，我还是认为中国企业发展速度太可怕了。我最初认识美的，营收才2个亿规模，现在它是4000亿；我去研究华为的时候，还是默默无闻的，1992年选择华为成为跟踪研究的企业时，也就是300亿左右，去年已经是6000亿！而今年碧桂园也是6000亿，不敢想象。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不管我们怎么去设想，绝对想不到中国今天这个样子——放开所有的想象去想，我还是想象不了它变成今天这样子。
在这40年中，中国企业从完全不懂，然后到跟随，到有机会对话，到现在站在同一个起跑线，甚至还有领先。这个过程实际上非常“壮烈”。这样的成长方式和这种拼搏，也的确是极为特殊的一段历史进程。
经济观察报：你认为2012年互联网技术的出现使中国企业与国际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了，而我们从那些成功的追赶型经济体来看，似乎在完成追赶时已经和发达经济体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了，但当最发达经济体掀起新一轮商业技术革命浪潮时，很快就被抛在了过去那个世代，中国现在这种处于同一起跑线的处境，是否也是脆弱的？也有可能被国际竞争对手一轮新的技术变革彻底抛在后边？
陈春花：新技术革命对每一个经济体的挑战都是一样的，就如互联网技术出现，让中国企业获得一个新起跑线的机会一样。下一个新技术的出现，一样是给任何经济体又一个新的起跑机会，自己是否被淘汰，取决于我们是否做好了面向未来的准备，包括投入、创新、人才以及市场需求。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准备好，自然是被淘汰的；如果准备好了，依然可以在新的同一起跑线上。所以，我们需要在目前情形下，加大对于技术创新的投入，加大对人才的培养，参与全球市场并打开边界全面合作。
互联网技术让传统企业转型更容易
经济观察报：你观察的这些企业，尤其是最早挑选出来持续跟踪研究的那批企业，最近几年可能面临的就是所谓的转型。你也讲过，转型有时候比创业还难。你怎么看这类企业的转型？
陈春花：现在转型实际上比以前的机会要好。之前做转型确实很难，因为要靠你自己转；现在互联网技术实际上对传统企业是最大的帮助——如果你愿意打开边界，会发现其实很容易能够整合出很多东西。
我把互联网分为两个阶段：前一个阶段称之为互联网1.0。这个阶段，技术改变的是消费端，典型如电商，此时传统企业很难有机会——传统企业在消费端本来就力量不足，所以集体焦虑，而电商活的特别好。但是到互联网2.0时代，我反而不担心了。因为互联网技术解决完消费端，就一定要解决制造和产业端——这跟我前面那个逻辑有点像：最开始是提供商品，然后必须做市场化，再然后就必须做产业化。互联网1.0，就是先解决网上的商品，谁都能拿上去卖；但是现在互联网2.0，就必须解决与产业融合的问题。所以，现在所有互联网企业都需要“落地”，要从“天上”、线上下来。那么当要做产业互联网的时候，传统企业就有机会了——你互联网企业得跟我合作。这就是马云为什么提出“5个新”（新零售、新金融、新制造、新技术、新能源），就是要落回来。所以，传统企业现在反而不要那么焦虑了，因为互联网必须与产业合作。互联网技术开始改造、重新定义各个行业，等于互联网技术进入产业。这时传统企业如果愿意开放，也就会比较容易做转型。
但是，为什么转型比创新难？因为开放这件事情其实是要改变自己，难就难在这里。传统企业常常喜欢自己说了算，但你要打开边界，就得谁强谁说了算，甚至得让别人说了算。这就难了。传统企业常常会认为，这个行业自己有经验，新兴企业就是要打掉你的经验，你在哪里有经验，就在哪里打——也就是常说的“颠覆”、“迭代”。所以，你的经验又没法儿用，那么不是你自己痛吗？
除了要说了算、行业经验之外，传统企业常常还有过去成功的一些证明，比如它的规模、它拥有的各种核心能力，但新兴技术和新兴互联网恰恰就是让你把这些统统拿掉，这就变成必须放掉你最擅长的东西，那当然也很痛。转型之痛，其实主要就是来源于这三点。
经济观察报：而且在这个过程中，有的其实是沦为了被整合的角色。
陈春花：互联网概念当中连“整合”这个词都没有，融合，就是谁强听谁的，你不强你就得听别人的。纸媒转型也一样：人们的阅读方式变了，而纸媒提供内容是最厉害的，按说这个机会应该是纸媒的，但因为纸媒对自己的东西太习惯了，认为最好的呈现方式应该是这样。
经济观察报：倒不是。在转型过程中，纸媒知道自己的内容是好的，但要以适应读者阅读方式的新的渠道/途径抵达用户手里，而构建新的渠道，其成本和技术门槛,在早期纸媒中很难跨越。
陈春花：合作，就是你愿不愿意主动去让渠道把价值共同做出来。但整个纸媒，都有优越感。最早我听到所谓新的阅读方式，就是在纸媒，比电视系统说的还早。但纸媒一直没有下决心要先突破，就是决心不够。其实所有这些成本，如果决心够的话，都是可以突破的。你刚才说谁整合谁，就表明开放度还不够，开放度够的话，实际上是没有问题的，所有的成本大家共同来分担。你刚刚说的那些问题，都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去解决，但因为这个问题停下来，转型就一定转不过去。
经济观察报：这40年改革开放，国企改革一直在持续，直到今天似乎还有很多改革没到位，那可能国企会觉得，改革怎么一直改个没完，什么时候是个头？
陈春花：国企为什么一直要改革，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企业一直要回答三个问题：
第一，机制问题，也就是所有制。中国国企在所有制方面的探索，到现在也没有停止过。这不仅是企业本身，实际上国家也在探索。
第二，因为国计民生。举个例子，铁路应该国企做，还是公营企业或是民营企业做？自来水，应该是公营企业做，还是民营企业做？有些普惠的、不能考虑商业价值的国计民生事业，应该国企去做。换言之，实际上这些方面都是要讨论的。所以，也就有持续改革的问题。
第三，面对国际竞争。国际竞争实际上是要求共同的市场游戏规则，现在国企的状态就会被认为不透明，他会认为你有政府补贴——至少是不在一个共同的竞争条件下。但我们一定是要长期参与国际竞争。
所以，从这三个角度来讲，国企肯定是要持续做改革的。
中国企业的挑战：能否建立基于陌生人的信任？
经济观察报：我之前看到过一个对话，大意是，看日本最顶尖的企业很多都是好几十年�...